最近看了根据村上春树小说改编的电影《驾驶我的车》,一是因为早就觉得这个故事也许是他作品群中最容易改编成电影的一部,二是电影已被奥斯卡多项提名,日媒的报道越来越多了。看过之后的印象莫过于让人想起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听风的歌》(又译《且听风吟》),无论是车身红与黑的颜色,还是围绕着车的气氛都十分相似。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这是电影导演滨口龙介对村上春树文学的一贯性所表达的敬意。这里或许会剧透,暂且割爱。
《驾驶我的车》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导演滨口龙介对村上春树文学的一贯性所表达的敬意。
《听风的歌》有这么一段描写,出现在“我”与鼠开的黑色菲亚特600型小汽车发生车祸之后,“我震醒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栏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且听风吟》P12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其实,这段情节在1981年上映的同名电影里被忠实地拍摄了出来,外景地点就是兵库县芦屋市的打出公园,又称“猴子公园”。根据导演大森一树的回忆,因为跟村上春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过去经常到这里玩,也跟铁笼子里的猴子混得很熟悉。所以,他才坚持把这段戏安排在这里拍摄,当然,村上春树本人也同意他的想法。顺便说下,小说和电影里都出现的J&aposs Bar的原型就在神户市中心,离JR三宫车站很近,电影也是在这里拍摄的。这个酒吧很有气氛,从来不设日式卡拉OK,唯有爵士乐会播放出来,很优雅也很安静。
我在神户居住与工作近30年,这家叫“Half Time”的酒吧早已成为我跟学生们餐聚后的二次会的地点,尤其是跟临毕业的学生们一起,也不知送走了几批人,令人怀念。当然,不可否认,也许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村上春树的文学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某种“在地文化”,让我能从文本的背后了解异域的文脉。
今年年初,我接到了一个村上春树的小学同学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芦屋市决定翻修打出公园,打算把猴子笼拆掉,理由是笼子早就没有猴子了。他希望我能发声,因为距今10年前的一个越境文学策划与此有关,并且在当时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话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应邀出任神户市双年展的策展人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在地”文化,而且最先是从村上春树文学入手的。神户市与天津市是中日两国之间第一对姊妹城市,以此缘分专门邀请了天津美术学院的团队,赴日一起完成了拍摄工作,同年还在天津、上海和神户举办了相关的摄影展。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阪神电铁公司制作了15万份“在地”指南,当作乘车读物投放到了沿线的车站,从我们的外部视野所看到的文学景象被推到了日本民众的眼前,这个挺难得的。
村上春树作品中曾出现的公园猴笼。
无疑,以上所述是让我对芦屋市提出建议的理由。因为村上春树的文学显然不仅仅限于一个日本的地方城市,而应该从更大的视野对待才对。说来也巧,同样也是年初,芦屋市的一位市议会的议员跟我联系,他很绅士,先介绍自己曾经长期生活在伦敦,深知村上春树文学的影响力,同时也怒骂芦屋市的市府是井底之蛙,不看世界,完全就是一个文化路痴。他接下来的原话摘译如下:“一个公园如何翻修,不能只听周围居民的意见,而应该面向更广泛的人群,因为这不是一个地域性的话题,有的文化元素早已越境,乃至变成了人类的精神食粮。小肚鸡肠般地断送一个文化符号显然是一个愚蠢的举动,这必须要重新考虑。”
议员的话有道理,其道理的缘起莫过于他本人旅居海外的“在地”。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芦屋市虽然是日本的一个地方城市,但作为市议会的审议程序是有周密程序的。这位议员继续解释道:“最初对打出公园有意见的是周围的居民,因为猴子笼里面已经没有猴子了,长达12年,空空如也,而且占地面积不小,影响了孩子们玩耍所需的空间。市府对此意见进行了民调,但范围很窄,只是集中了公园周围几十户人家,得到的答案是斩掉猴子笼。”议员很愤慨:“这就是日本人的目光太狭窄,每个人只看到眼前的树,而从来就不看林。”
村上春树自称是“阪神少年”,而“阪神”指的就是大阪到神户之间的地带,他从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9年,包括打出公园在内,还有与这个公园临街的芦屋市图书馆打出分馆,都是他少年时代与世界文学触电的场所。由此不难看出,作家的经历与他的故乡之间是有一种文脉上的张力的。他在近著《弃猫》(花城出版社/磨铁图书)一书中第一回揭示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情感矛盾,尤其是因为他父亲作为侵华日军的经历让他承受了心理上的压力,一度不再与父亲来往。最终一直到他父亲病逝,才逐渐面对了以往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促使他下定决心写出自己的伤痛正是因为对故乡的怀念。
2010年11月芦屋市市长揭开猴子笼的帷幕,上面写明这是村上小说的原风景。
《弃猫》的出版商是文艺春秋社,资深编辑曾经透露村上春树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想写自己的父亲,但因为心理上的纠结无法解开,有些不确定的人际关系无从查询,他十分犹豫。后来,文艺春秋社表示愿意替他做各种所需的调查与考证,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给他文献上的强力援助。于是,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才付诸实施,为期超过了5年以上。文章刚才提到的他的小学同学就曾接到过编辑的询问,并详细地讲述了少年时代的村上春树与他的父亲。无疑,这些都属于“在地文化”的范畴。所谓“在地”,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珍贵的记忆以及丰富的想象,尤其对于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而言,村上春树的经历与他的作品一样,都是让读者深化阅读的渠道。当然,除了作家本人之外,作为来自于中国的读者,同时又是一个与他少年时代居住过的城市同城的我而言,自然也被卷入到了这般“在地文化”之中。
2015年我参加翻译了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上海译文出版社),由我担当翻译的同名短篇写的就是阪神地区,小说的第一个场景一下子就把我拉入了“在地文化”的感觉之中,一种沉浸式的文学体验,没有任何违和感。小说《驾驶我的车》也被收录在了这本短篇小说集中。
目前,电影《驾驶我的车》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有关村上春树文学的话题也进入了读书类的日推热搜。至于芦屋市如何对待打出公园,已经开始松动了决定,至少会从留下这一文学原始风景的角度重新考量。
截至目前,芦屋市议会已经通过议员投票,接受了刚才那位绅士议员提交的陈情书,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下一轮民调,并由该市的公营企业运营委员会审议之后,再度拿出翻修打出公园的计划,而不是单单拆掉猴子笼就算完事。另外,除了市议会的这类民调之外,还有一条途径可以改变原先的翻修计划。这就是以市长的权限召开文化贤达会议,邀请一批有学识的人讨论计划,并拿出具体的执行方案。一般来说,如果实行到了这一步,猴子笼作为村上春树文学的原始风景,很有可能被照样保存下来,因为出自于文化贤达的声音与一般的民众不同,更多的关注点都落脚在未来是否能成为文学遗产这一点上,视野比较大,侧重人文关怀,其余的考虑都是第二位的。芦屋市有谷崎润一郎文学纪念馆以及相关的旧居遗址,而这些设施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过程中,同样也经历了与市民之间的斡旋,最终成为近现代日本文学重要的景点之一。
当然,上述的路径是否被选择,这需要看市长个人的修养与胆识。芦屋市现任市长是伊藤舞女士,她是在连任了三期市议会议员之后,通过竞选首次当上了市长,任期到明年春天。无疑,有关村上春树“猴子笼”的去留问题,必定会在她的任期之内见分晓。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到现在,打出公园的猴子笼上仍然挂着一幅很大的横匾,上面标示着《听风的歌》的那段情节,并写明这是村上春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原始风景,也是他文学的奠基石。顺便说下,我班上有个中国留学生最近在神户市中心开了名叫“梧桐”的火锅店,有美食有酒喝,离“Half Time”不远。无疑,这也是“在地文化”延伸的一种。(责任编辑: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