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生命”纪念丰碑前,摆上了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每年,北京市红十字会都会在此举办生命追思会,来此悼念的除了逝者家属,还有医学院的学生和社会爱心人士。他们将敬意献给让生命发出最后一束光的“大体老师”们。
清明节前夕,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举办第16届生命追思会。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宝峰介绍,本市设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共三家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负责遗体捐献的具体接受和医学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截止到2021年底,本市超过2.8万人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已有近4000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希望社会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了解、理解和支持这项事业。”
“他是万千平凡人的一个缩影”
遗体捐献者的名字被描金镌刻于纪念碑上,每个名字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的姚紫彤去年送别了自己挚爱的父亲。父亲走得突然,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接受;唯一有些安慰的是,几年前,她尊重父亲的意愿,同意父亲进行了遗体捐献的登记。“父亲是在我爷爷去世后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姚紫彤说,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让父亲有些不太认同,“我父亲觉得,人在去世后再讲究排场、做些表面文章是很没有意义的;生前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去世后能有点儿实实在在的贡献,就再好不过了。”受姚紫彤工作的影响,父亲对人体标本的稀缺状况有所耳闻,便动了遗体捐献的心思。
“他就是万千平凡人的一个缩影,也没有什么豪言壮志,只是朴素地想再多做点儿什么。”
“他们虽已作古,但生命不息”
站在纪念碑前,高岩久久凝视,这里长眠着他的父母和岳母。
“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退休后也多次跟我们聊到身后事。”1999年,高岩父母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得知北京市成立了志愿捐献遗体办公室,并颁布了《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便立刻让自己的大女儿去了解情况、准备资料;当年的7月1日,两位老人签署了遗体捐献申请表,成为北京市最早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老人在和亲朋好友见面时,也不时提到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影响下,不断有亲友做出同样的决定。高岩的岳母就在遗嘱中写明:死后将遗体捐献,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自己的最后贡献。
“虽然他们已经作古,但是生命不息;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榜样。”
带动老伴儿媳一起捐献遗体
捐献遗体同样是现年95岁的何振生一直以来的心愿。
其儿子田毅辉介绍,母亲是偶然看报纸时了解到,连北京市这样的大城市,可供医学解剖的遗体资源都十分匮乏,通常是几十个学生共用一具遗体解剖学习;而在有的城市,有学生毕业时都没机会做过真正的遗体解剖。何振生便与家人商量,百年后将遗体捐献出去。老伴儿不解:“入土为安的老规矩不能说改就改。”儿子也不同意:“捐出遗体,亲戚朋友会认为我不孝顺,舍不得花钱买墓地,这个罪名可就大了。”何振生心里却拿定了主意,她从报纸、书刊、网络整理了很多关于遗体捐献的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家里人慢慢被打动。最终,2012年7月,何振生和老伴儿一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2013年,何振生的老伴儿去世后,如愿完成遗体捐献;2016年,其二儿媳离世后,也进行了遗体捐献。现在就连照顾何振生的阿姨也被打动,动了遗体捐献的心思。
“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是我最后的一点心愿。”何振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