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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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
人口规模增长是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涉及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素质等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 现阶段是我国人口总量由增到减转向,以及人口结构、分布和素质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一系列人口与经济社会“拐点”交织的联动改变构成。
第一,人口增长“拐点”将至已成定局。人口规律指出,只要生育率持续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数量就会出现持续性负增长,由此人口数量负增长也会成为稳定状态。
按照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验,人口负增长“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具体时点,表现为人口围绕零增长徘徊波动,而后转为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
从1992年起,我国人口内在增长率即由正转负,开始积蓄人口负增长能量,人口同步进入惯性正增长阶段。时至今日,我国已在低生育率状态下持续运行近30年之久,人口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规模负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到来成为大势所趋。
第二,中度老龄社会“拐点”即将来临。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长寿化(低死亡率)是导致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少子化、长寿化与人口惯性作用叠加,我国人口数量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恰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周期相交织。
第三,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的局面已经出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设为基数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幼”的负担,家庭和社会由传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且养老压力不断增加。
第四,稳态的定居型乡村社会转向动态的迁居型城镇社会业已成型。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占全国人口的26.6%,即超四分之一的国人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集聚,此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63.9%。
常态化的流动迁徙不仅改变人口空间布局,加速城镇化进程,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改变着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构与模式。
第五,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超前于总人口负增长,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之后步入下降通道,2020年减为8.9亿人。在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弱化的同时,人力资本积淀日渐厚实。
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改善显著,居民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儿童与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水平明显提高,2020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5.4‰、7.5‰和16.9/10万,2019年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升至77.3岁,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5.2%、91.2%,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综合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幅改善,不仅是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动力,更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