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宗春启
卢沟桥,谁都知道它建于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桥。可是您想过吗:金朝为什么要修建卢沟桥?以往的著述都说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是为了去大房山谒陵。
(资料图)
这一看法是不是很新奇?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很有道理。而且,这一判断,把永定河文化与西山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文化学者杨亦武。
杨亦武是房山人。毋庸赘言,他酷爱房山区这块养育他的土地。然而他的这一看法,绝非是溢美家乡的牵强附会之论。他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文物考古与鉴定专业,担任过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理事;他致力于辽金史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房山地方文化研究已经四十年。1999年,他独自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重点课题“房山历史文化研究”。其中包括对燕文化为什么能在房山生存发展的探讨,包括对大房山金陵十八年的研究和考察成果,包括对云居寺一千三百年历史的考述。
前不久,凝聚着杨亦武四十年心血的《房山碑刻通志》出版了。全书共八卷,收录了房山全区146个村庄、社区的875件碑刻,上至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下至民国时期,涵盖了房山地区前后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更可贵的是,这部通志不仅仅是碑文的抄录,还有杨亦武对碑文所做的考证和解读,因而成为研究房山区乃至北京市历史文化的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
这四十年,杨亦武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日前,笔者采访了他。
云居寺隋佛舍利石函铭
始于寻访贾岛遗迹
1982年,大学毕业的杨亦武分配到房山区石楼中学教书。听学生说,石楼中学以南一公里处有座贾岛墓。学中文的人,谁不知道“郊寒岛瘦”?谁不知道写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诗句之人?生在房山、长在房山的杨亦武更知道,“贾岛遗庵”是“房山八景”之一。贾岛墓如今什么样?
怀着好奇,怀着景仰,在暑假的一天,杨亦武在石楼镇二站村的青纱帐里,找到了两通清朝人立的石碑。一为贾岛祀地碑,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一为重建贾公祠碑,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贾公祠和墓冢,已经夷为田野和打麦场了。杨亦武不胜惋惜。
根据史料记载,贾岛于会昌三年(843年)在普州(今四川安岳)官舍去世,夫人刘氏将其葬于普州安岳县移风乡之南岗。世称贾岛墓有三处,其余两处一在安徽当涂,一在河北涿州。杨亦武认为,后两处皆为衣冠冢;而所谓河北涿州,即在房山此处(原属涿州)。后来在《房山县志》里,杨亦武找到了关于这两通石碑的记载。
关于贾岛的出生地,《新唐书·韩愈传》中说是范阳。杨亦武认为,贾岛出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今天的房山区的一部分、包括贾岛的出生地,在当时属于涿州范阳县,所以说贾岛是房山人是没有问题的。贾岛早年在云盖寺出家,云盖寺就在今天房山区石楼镇大次洛村,因而该村素有贾岛故里之称。后来,贾岛禅居于无相寺,其位置在今天房山周口店镇的贾岛峪内。无相寺,也就是“房山八景”之一的“贾岛遗庵”,遗址也被杨亦武找到,不过已经倾圮了。
在贾岛的诗作里,有一篇《过木岩寺日暮》,又名《岫山寺》。其中有“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之句。杨亦武从《房山县志》中得知,木岩寺在周口店村西的木岩山下,是一座千年古刹。找寻到了木岩寺遗址,杨亦武看到的是山体塌陷后的断崖。由于多年滥采煤炭造成崩塌,木岩寺被报复的山体吞没了。
这一年,杨亦武写的《房山贾岛墓考》《贾岛原籍考》,先后发表在《燕都》和《房山文史》上,成为他踏上研究、考证房山历史文化之路的始发站地标。他抄写的贾岛墓侧碑文,成为他抄录房山碑刻之始,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三十多年都没有停下来。
杨亦武
解大房山金陵之谜
房山区境内的大房山金陵,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研究房山历史,金陵不仅是当然的首选,更是不能绕开的课题。杨亦武一上手就是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他翻遍了所能找到的金朝正史、野史,制作了上千张卡片,五十多次前往大房山实地踏勘,足迹遍布整个陵区。
首先,杨亦武理顺了房山县的建制沿革。今天的房山区,从金元至民国,实际上一直是两县并存,东部是良乡,西部是房山。良乡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而房山立县则是在金朝迁都燕京之后。
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迁金都至燕京。为巩固他的迁都之举,贞元三年(1155年),完颜亮以大房山为山陵,将金太祖、太宗、德宗迁葬于大房山;翌年,再迁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完颜亮政变被杀,完颜雍继位,是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驾崩,金章宗继位,割宛平、良乡、范阳三县之地,设置了万宁县以奉祀山陵:修城池,建行宫,封山神并造山神庙,定于每年的忌辰、元旦、清明、中元、冬至来谒陵致祭。据此,杨亦武认为:卢沟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动工建造的,建卢沟桥的原始动机,同样是为了奉祀山陵。
杨亦武认为,万宁县的设立原本就不是为了治民、发展经济,其功能仅仅是守护山陵、按时祭祀。他说,当时金陵兆域几乎占了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也正是俗谚所说“房山县不开宴”的原因)。
接着,杨亦武踏上了实地探察之路。从县城到陵区二十公里,骑自行车到山下,进山后只能靠步行。由于历史的原因,金陵的地上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一些碎砖烂瓦,确认诸陵之所在几乎无可能。功夫不负苦心人,杨亦武终于摸清了地形地势、诸陵分布、兆域范围,还解决了一些悬疑问题。
完颜亮的生父完颜宗幹,在完颜亮篡夺皇位后被追封为帝,庙号德宗。贞元三年,宗幹的灵柩与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的灵柩一起,迁葬于大房山九龙山前的太祖陵区。太祖葬睿陵,太宗葬恭陵。德宗宗幹的陵号是什么?《金史》无载,致使学界在一段时间内认为“德宗陵无陵号”。杨亦武从《大金集礼》记载中发现,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完颜亮被废为庶人,他的父亲宗幹也被削去帝号,以旧封“皇伯、太师、辽王”的规格,“迁出顺陵,改名为墓”。由此找到了德宗陵号为“顺陵”,解决了德宗陵号问题。这个谜团于是便破解了。
杨亦武还考证出,皇帝葬处才能称“陵”,诸王葬处称“墓”;太祖陵区在九龙山下,诸王兆域在鹿门峪。但梁王完颜宗弼的墓却也在九龙山前的太祖陵区。宗弼,就是金兀术,金太祖阿骨打第四子,因为战功卓著,所以死后被葬于睿陵之侧。
1996年,杨亦武的“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大房山金陵考”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1999年,该研究成果《房山历史文物研究》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2000年,三万八千字的《大房山金陵考》分两期发表在《北京文博》上。
杨亦武著《房山碑刻通志》,近日由学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为房山碑刻修通志
1990年,杨亦武被调到房山区史志办,1993年,调入区文化文物局,从此成为一名专职文物工作者。这使他如鱼入海。
房山区是北京市文物大区,碑刻众多。杨亦武深知这些碑刻的重要性,如不加紧抢救,若干年后将不复存在。他决心以隋代开创石经刊刻之始的静琬法师为榜样,为房山碑刻修一部志书。
修志,谈何容易?先要在全区2019平方公里内,找到散落在各处的碑刻。没有团队,没有助手,就他一个人,揣上干粮和水,带上一把尺子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骑上自行车,杨亦武就这样出发了。
首选之地是上方山,九洞十二峰七十二座遗庵,每一处他都必须走到。一次,他去上方山锦绣峰顶找寻一块碑刻。靠一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坚持了一整天。抄完碑文,太阳已经西坠。暮色苍茫,山路模糊,他摸索着下山,不料却走到了一处断崖前,远处能看到寺庙,脚下却无路可走。他定定神,换个方向继续前行,找到了一处遗庵。朦胧中,他认出这是尊圣殿、斗泉庵。这里他来过多次,道路极熟,这才顺利下了山。这次历险,他的右眼被树枝划伤,导致红肿发炎。医生从他的白眼球中取出了一片异物——差一点,这只眼睛就保不住了。
抄录碑文亦是一件难事。许多碑刻年代久远,字迹漫漶。太湖山有两处摩崖石刻,填补了《明史》中所缺的一段史实:朱棣的重要谋士僧人姚广孝曾在这里隐居。但其中一块字迹已经模糊。杨亦武在一年当中去了四次,因为费力,看久了视觉疲劳更难看清,只能下一次再来。其实,有些碑刻前人曾抄录过,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但杨亦武坚持要找到原碑重新抄录。因为他发现,前人的抄录差错难免,有的连人名都是错的。
辨认碑文中字则更吃功夫。碑文中不乏生僻字、异体字,连《康熙字典》中都查不到,更不要说有些字是错的了。在《大明敕赐英国公张氏山场地》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先捐俸赀耩山寺于中和峪隙处”——读不通。原来,“耩”是“構(构)”字之误;構(构)者,修建也。这意思就明白了。
抄毕碑文,还要加以考证、解读,这部分工作更不轻松。窦店曾有古城,历代县志都说是窦建德所建。据杨亦武考证,此说于史无据。窦店曾是良乡县治所,后来迁走了。
此后还有更巨量的工作。这部《通志》的付梓,虽有政府支持、领导关注,但全书210万字的抄录编写、整理分类、考证校对、最后编辑成书,全凭杨亦武一人。其工作量之大,非有同样经历者难以想象。杨亦武说,支撑他完成这部《房山碑刻通志》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感。他说:“如果等条件具备了才做,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房山碑刻通志》终于出版了。散落于山野村庄的875块碑刻,本是一块块废石,而今收入志书并加以考证,875块碑刻就组成了一部生动、具体、内容丰富的地方编年史。而房山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北京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