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逸
兔年春节期间,72岁的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票房位居第一,但围绕该片的各种声音不断,尤令人惊讶的是,网络大小V纷纷指责该片“史实错误”,齐斥创作团队“无知”,连《满江红》是否出自岳飞的旧公案,也被钩沉出来。
《满江红》中确有一些史实错误,比如:
【资料图】
秦桧的聋哑侍女使用现代手语;
秦桧的亲兵营规模太大;
片中金使死在“均州”,遗址在今湖北丹江口,非迎金使处;如是“钧州”,今属河南禹州,在黄河之南,已属金界。且金使到南宋,应在专门的馆驿住宿;
秦桧得金国秘信是传说,已被否定;
影片中,秦桧用的折扇,明代才有;
片中人物张大背后刺字应是“尽忠报国”,非“精忠报国”……
类似疏忽,还有一些,但《满江红》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教科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可。在网上的指责声中,体现出两种不良学风。
一是不能兼收并蓄。即以“《满江红》出自谁手”为例,目前两说并存,各有主张,不能只据一方意见下定论。
二是究其一点、不计其余。发现细节疏忽,立刻无限引申、夸张言事,不勾连出一个大话题,决不罢休。
绝大多数批评者非宋史专家,那些细微错处,竟成他们眼中的“常识”,似言过其实。长此以往,难免又是“做事者招怨,挑刺者受荣”,这样的批评不仅不能推动进步,反而成为进步的障碍。
《满江红》确有可批评处,但学会正确使用批评工具,亦是当务之急。
《满江红》官方剧照
岳飞也当过“效用兵”
电影《满江红》中,主角张大(沈腾饰)是“效用兵”,据说“还不如一匹战马值钱”,令人好奇:什么是“效用兵”?
早期“效用兵”相当于特种兵。
宋朝以募兵制为主。募兵始于战国,但到宋代前,主流是征兵制。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意思是收流民成职业军人,利于社会安定。可宋太祖养兵不过20万,宋仁宗时,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传统“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变成“八民社会”(农、士、工、商、老、佛、兵、游手)。
兵多,却都是社会闲杂,政府负担大,战斗力却没提高。自宋神宗起,招募“效用兵”。
“效用兵”可从现有军人中选,也可直招地方文士,乃至游牧勇士,以及将领的熟人。在电影《满江红》中,张大是被三舅孙均(易烊千玺饰)招入的,这符合历史事实。北宋时,曾严令军中将帅不得招收亲属当“效用兵”,但南宋初年混乱,这种命令已无人执行。
“效用兵”不算正式士兵,可不住营,不用在脸上刺字,收入也高。据学者殷彦康钩沉。宋神宗时,一等“效用兵”月入一千钱,二等700钱,三等500钱,是士兵中最高等。到南宋,也是“每月食钱九贯,米九斗”,而普通士兵月钱仅3贯、米7.5斗。
“效用兵”升官快。绍兴十七年(1147年),宋高宗下诏:“到军三年无过者,与转一次。”其他士兵需5年才升职一次。岳飞前两次从军(一生共四次入伍),都是当“效用兵”,所以他面部无普通士兵必有的刺青。
《满江红》官方剧照
秦桧凭什么养亲兵
“效用兵”本是精兵,至少是特招,可南宋初,旧军瓦解,靠招“效用兵”作战,素质和地位大降,张大也能混入其中。到宋孝宗时,才规范成“七分军兵,三分效用”。
在《满江红》中,张大、孙均都隶属秦桧的亲兵营,但宋军无此编制。
汉代以降,中原军队模仿草原战法,长途奔袭、武将冲阵成主流,霍去病、李靖都是高手,包括中唐的李愬雪夜入蔡州,都体现了这种“悬军奇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思想。这种赌博式战法离不开亲兵,否则将领伤亡,可能全军覆没。
宋太祖赵匡胤本后周禁军主将,靠军事政变上位,知亲兵的作用,他称帝后,深忌禁军将领养亲兵。史珪、石汉卿陷害禁军都虞侯(在核心的三衙禁军中,都虞侯是一司的主官)张琼,说他“蓄部曲(家奴)百余人,恣作威福”,宋太祖大怒,不核查事实,就杀了张琼。后来听说张琼家贫,只有三仆,追问石汉卿,“部曲百余人”是怎么回事,石汉卿回答说:张琼所养,都能以一敌百。
石汉卿胡扯,赵匡胤也没追究,他不许禁军将领养亲兵,却同意边将养亲兵。到宋太宗时,边将都不能养亲兵了。名将杨业被俘,就因身边无亲兵。到宋神宗时,才恢复边将养亲兵制度。
宋代军法严厉,“战阵失主将者,亲兵并斩”。但秦桧是文官,他为什么有亲兵?因南宋宰相兼枢密使,也是最高军事统帅。
1150年正月,秦桧遇刺,此后“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梃(木棒)卫之”,片中秦桧的亲兵营规模过大,独立成军,有造反之嫌。
宋朝禁军没总管
在片中,秦桧封孙均为“一品”,还是“禁军总管”,这不合史实。
南宋正一品的实职只有左右宰相,此外是太师、太傅等寄禄官(有待遇、无实际工作的虚职)。武官最高阶是枢密使,从一品。领兵者中,最高则是从二品的殿前都指挥使,掌殿前司。
唐代之前,禁军只为皇帝服务,相当于私人卫队。唐后期,藩镇割据,皇帝自备军队,统称禁军。后周为防藩镇,抽全国精兵加入禁军,却被禁军主将赵匡胤夺权。宋代接受北周教训,禁军不由一人统管,压根没“总管”。中央禁军里最靠近皇帝的核心部队,分成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殿前司三大部门,各置将领,并称三衙。
禁军是宋军的主力,中央禁军驻扎在首都,约占全国禁军一半,其余驻防在各地。余下的军队称厢军,起辅助作用,战斗力较弱。在禁军和厢军外,另有乡兵,不算职业军人,理论上只能清剿土匪。
北宋大量禁军集中在首都,内重外轻,金兵南下,各地迅速陷落。南宋初,原禁军陷于汴梁,宋高宗身边的禁军都是散兵游勇。
1129年冬,金兵突破长江天险,宋高宗避难海上,卫兵张宝等拒绝跟随,还出言不逊(后被斩首),宋高宗颜面扫地,决心重建三衙,到1137年夏才基本完成,分由刘锜、解潜、杨沂中三人负责。三人加起来,也只掌握部分中央禁军,孙均一人却连地方禁军也管了。
岳飞官至枢密副使、少保,少保是虚衔,正一品,枢密副使是实职,正二品,另受封开国公,享一品待遇,可孙均的实职已超岳飞。
金使密信不足为信
《满江红》中,金使被刺也不可信。
据学者王大鹏在《略论宋对金使的接待礼仪》中钩沉,南宋招待金使有固定机构,即“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在“绍兴议和”前,常设编制已17人。1143年,金使入南宋,国信所派三名使臣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住宿在都亭驿和班荆馆,而非军营。
金使入国门,宋朝必派“馆伴使”,沿途陪伴,一般由六部的文臣担任,除正使外,还有副使。“馆伴使”不仅负责将金使接到京城,还负责送出国门。
至于密信,即《宋史·岳飞传》中记,金兀术密信秦桧:“汝日以和请,而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说最早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该书收录甚丰,辨析不足。
岳珂称,“金兀术密信说”来自查籥(yuè),查籥曾在宋高宗、宋孝宗时任官,与陆游交厚,岳珂出生时,查籥已去世。查籥同事著述甚多,均未提及密信。
金灭北宋时,尚未完成中央集权,粘罕在大同,斡离不在燕京,各立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称为“东朝廷”“西朝廷”。二人死后,挞懒和金兀术对立。挞懒主和,金兀术主战。
1139年秋,郎君吴十谋反事发,牵扯到挞懒,金兀术趁机排挤,挞懒一度想投靠南宋,未成被杀。秦桧在金国时,与挞懒关系密切,在挞懒允许下,逃回南宋。金兀术是挞懒的政坛死敌,怎可能给秦桧写密信?秦桧又怎能相信他?
清代史家赵翼认为:“此则《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
“尽忠”为何变“精忠”
在《满江红》中,张大背后刺“精忠报国”亦误。
岳飞后背刺字事,见《宋史·岳飞传》,原文是:“初命何铸鞫之,(岳)飞裂裳以背示(何)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段记录未必靠谱。
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元人修《宋史·岳飞传》,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是章颖《南渡四将传》中《岳飞传》的缩写;章颖曾把原稿交岳珂,可在岳珂、岳霖(岳飞第三子)的文章中,并无此段内容。查章颖原著,亦无。只在晚出的《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中有,可能是后人添入。
据《梦粱录》(1275年成书)记:“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1265年-1274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说明宋代已有说岳飞的评书,“刺字”会不会是创作出来的?
至于给岳飞刺字的是谁,据学者李琳钩沉,明代才有说法。
令人刺字:明嘉靖间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称乡间好汉拉岳飞上山为寇,岳飞刺字,“以示不从邪之意”。
张宪刺字:明末冯梦龙改定的戏曲《精忠旗》,称岳飞感于二帝被掳,让张宪用刀在背上刻字。
岳母刺字:始见于清初戏曲《夺秋魁》《如是观》,以及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史书中岳母事迹甚少,岳飞出身贫寒,他的父母未必识字。
值得注意的是,三者都将“尽忠报国”误成“精忠报国”,可能是宋高宗曾赐岳飞“精忠旗”,“精”与“尽”音近,致清人集体写错,电影延续了此误。
《岳母刺字》连环画
作者悬案不妨挂起来
至于争议最大的“《满江红》作者是谁”,明清时无人质疑,余嘉锡先生最早异议,后有夏承焘、张政烺等先生继之,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满江红》始见于明中叶,南宋、元代未闻。岳珂录岳飞遗文甚多,竟无此词。其二,词中“贺兰山”属西夏,不在金国界内。其三,宋元笔记均未提及这首词。
“质疑派”认为,明人伪托岳飞,是为刺“土木堡之变”。
唐圭璋、邓广铭等先生则坚持《满江红》出自岳飞之手,主要理由是:其一,宋词不见于宋元记录者甚多。其二,“贺兰山”是文学手法,非实指。其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与“土木堡之变”无关。
争论各家均是硕学,普通读者难以置喙。一般认为,“质疑派”更有说服力,认同者多,但正如民国“疑古学派”,逻辑严整,当时无人能驳,可随着考古发现,观点多被否定。
历史研究需要证据,依据有限的史料,做一番“合理分析”,便得出“正解”,这是不负责任的。要么有新方法,要么有新史料,否则无非是将有限论据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纯属无用功。
这些年来,不断有新“发现”,称在宋人笔记中发现《满江红》的影子,皆属误读。到目前为止,最早的确切材料仍是明中期。也许,随着考古发现,终有解谜的一天,此前不妨挂起来,既然都无铁证,现在下断言即妄言。
以此批评电影《满江红》,就更无道理。不否认,《满江红》有缺点,结尾部分斧凿太过,伤及真实感,这是创作手法的问题,不是文史知识的问题,没必要苛责。(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