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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又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看到了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的名剧《海鸥》，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契诃夫以短篇小说名世，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却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戏剧创造上。莫斯科艺术剧院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活力。继《海鸥》于1898年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成功搬上舞台，六年之内，陆续又有《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在这里上演，以至于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创办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丹钦科甚至表示，莫斯科艺术剧院应该叫作“契诃夫剧院”。而非常不幸的是，疾病竟在《樱桃园》初次公演的半年之后，夺走了契诃夫的生命，享年只有44岁。

《海鸥》创作于1895年。1896年10月，该剧首演于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场。契诃夫对此次演出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意想不到的失败和舆论的恶意批评极大地伤了他的心。文艺评论家阿·康·科托夫就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剧院没有能正确理解契诃夫这部喜剧的创新性”。他认为，喜剧演员列夫克耶娃“通常扮演预设轻松效果的角色，所以完全不适合出演契诃夫的剧本”。在他看来，“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戏剧界墨守成规者和小报记者，与其说他们的挑衅是针对《海鸥》的演出，还不如说是针对契诃夫本人，是针对他摒弃舞台上的虚假、谎言和浮华的戏剧作品”。

重提这段陈年往事，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海鸥》。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戏剧舞台表现出一种刻板化的、毫无生气的、腐朽没落的气息，丹钦科在著名的《文艺·戏剧·生活》中写道：“俄国艺术因为伤感主义和保守主义愈来愈发展得过分的缘故，结果就变成静止不动的死东西了；它像是一只抛了锚的船，因为停锚太久，就被寄聚在船底的贝壳，给包上了一层硬壳。”而《海鸥》的出现，则用清新自然的真实表达刺穿了彼得堡戏剧舞台装腔作势的虚伪，它的不被接受似乎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两年后它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获得的巨大成功，则昭示了戏剧艺术创新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有人问曾在剧中扮演科斯佳（旧译特列普列夫或特里勃列夫）的梅耶荷德，《海鸥》有没有自然主义，他回答：“应该说，自然主义的某些因素在演出中是存在的，但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杰出的导演艺术，契诃夫散文深蕴的诗情画意出现到了戏剧舞台上。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前，人们仅仅是表演契诃夫的情节，但都没有意识到，在契诃夫的剧本中，窗外的雨声、木桶的落地声、窗外的熹微、湖上的轻雾，都是和人的行为联系着的（而在这以前只有在散文作品中才有此联系）。这在当时是一大发现，至于‘自然主义’，那是在当这些手法成为刻板的时候出现的。而任何刻板都是不好的：无论是自然主义的刻板，还是‘梅耶荷德的’刻板。”

不过，据梅耶荷德介绍，契诃夫并不完全赞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做法，“他还直率地对剧院提出过不少批评意见”。而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梅耶荷德不应该离开剧院，而应留在剧院内部和他所不能首肯的观点展开争论。这里没有说明他们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从事后梅耶荷德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分歧中不难推测，他们争论的内容 总离不开对舞台真实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戏剧艺术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假定性的。”这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试图在舞台上造成生活幻觉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契诃夫的《海鸥》用了散文化的笔法，在这里，生活是流动的，融化成一片气息弥漫在舞台上，戏剧冲突则隐含在人物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动作中。梅耶荷德说，他的剧本“像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也有人说，他像个“风景画家”，作品中“有印象派画家的斑驳的色彩”。他的这种写法，颠覆了传统的剧作法，与流行时尚也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些朋友也认为，《海鸥》不适于在舞台上演出。

很显然，《海鸥》的多义性、模糊性，梦幻般的叙事，抒情的对白，对当时的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如何把握剧中的人物、生活中的情调，以及人们相聚、离别的场景，这些都考验着导演和演员的智慧和创新的勇气。而《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获得的成功，则主要得益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生活细节的运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出现在舞台上，赋予演出一种真实的情调。丹钦科说，这里“常常表现为一个第一流的自然主义”，这“在俄国，还是第一次才在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他还提到一个小插曲，说明舞台布景细节的逼真。一个小孩子看到舞台上的花园，对他母亲说：“妈妈，让我们走到那边的花园里去散散步吧！”这些都意在说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生活幻象的才能，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但契诃夫对此似乎并不完全认可，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他写信给梅耶荷德，希望在剧院里能保留一种不同的声音和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认为，濮存昕的《海鸥》是对梅耶荷德舞台探索的延续。也就是说，濮存昕在处理《海鸥》的舞台叙事时，没有止于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象，追求表面的生活真实，而是对“海鸥”这个意象和与之相关的剧中人物，深入挖掘其中的象征意味和心理内涵。这种新的诠释，新的解读，新的表达，直接指向人们常说的契诃夫戏剧的本性，也即梅耶荷德所说的舞台的假定性和写意性。大幕拉开，一群行色匆匆的剧中人拉着大小不一的箱子走上舞台。他们中有过气的名演员，有当下正红的著名作家，以及簇拥着他们的生活在庄园里的常客，如庄园的主人、庄园的管家、管家的妻女，还有住在附近的退休医生和小学教员。这个场面很壮观，也很震撼，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件，在舞台上随处组合，暗指不同的环境、功能，自由而不受约束，有时是花园里的座椅，有时是堆砌在湖边的山石，更多的时候还是作为出门旅行的行李箱。它贯穿于全剧始终，是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该剧的角色除了各色人等，还有一位，那么，非箱子莫属。它把契诃夫剧作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在舞台上做了形象的诠释。它调动观众的生活积累和想象力，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甚至穿过时间隧道，来到当下的中国。

该剧的舞美设计确有许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舞台左侧矗立着两棵枯败的大树，粗大的枝干指向湛蓝的天空，而背景却是一幅列维坦的乡村田园美景，湖水荡漾，绿波如鳞，静谧而安详。它和喧闹、杂乱的世俗社会环境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抗关系，给人许多启示和联想。特别是该剧结尾，随着科斯佳自杀的一声枪响，两棵大树和整个布景轰然坍塌，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它是否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呢？

当然，该剧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还在于提供了妮娜和科斯佳这两个年轻的形象。他们都是有理想、有追求，以生命拥抱艺术的文学青年。他们与名演员和著名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但不是剑拔弩张，妮娜甚至把著名作家当作偶像来崇拜，并且爱上了他。即使是在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痛苦和伤害之后，她还能表示：“要是你需要我的生命，那就随时来把它拿走吧。”她在最后与科斯佳告别的时候说：“在我的事业里——哪怕是演戏也好，写作也好——重要的不是名誉，不是光荣，不是我以前所幻想的那些，而是要善于忍耐，要学会背十字架，而且要有信仰。我有信仰，所以我就不怎么痛苦，我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就不怕生活了。”她在这里展示了一种意志力，一种坚定的志向和目标。“不怕生活”说得很好，生活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庸常的生活最能消磨人的意志，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而信仰和理想却是对抗这种庸常生活侵蚀的良药。科斯佳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信仰和理想的缺失。信仰和理想的丧失，给了他另一种人生。剧中的退休医生说得一针见血：科斯佳“主要的不幸是他没有远大的理想目标来鼓舞他的才能”。他自己也对妮娜表示：“您知道往哪里走，可是我还是在梦想和幻象的混沌世界里飘荡，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青春版的《海鸥》，也不是没有道理。妮娜最后决绝地离开了庄园，也许前途并不乐观，但她有勇气迎接生活风雨的挑战。海鸥的翅膀已经展开，这是契诃夫留给青年人的希望！

（原标题：让海鸥飞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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