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投资节点行业、节点领域

在未来一段时间技术驱动产业崛起，现有产业结构会发生新的调整，在模式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将呈现巨大的可能性。从现在到2035年，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巨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调整。

过去四十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第二阶段，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应该投向哪里，更利于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节点行业、节点领域。透过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我们去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会发现，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将产生“倍数效应”。对中国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增加对节点行业的投资”。

什么又是未来的节点行业？它们将是构成未来2035年，甚至2049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对中国的节点行业、节点产业做出预判，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新的来源决定了未来产业的方向，它们应当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产 业互联网；“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等。

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这也体现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

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事实上，过去近20年时间里，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在不断提升。一般来讲，研发主要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32%。

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区间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

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中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用好“特别国债”，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基础研究上的引导作用，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科技根基。

我们可以探讨发行三十年期、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两千亿元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一万亿元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十年、二十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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