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 钱维胜

关于文化与国家的关系的学术研讨,是政治学研究历久弥新的命题。在世纪转换的今天，西方政治学围绕文化与国家的命题，孕育形成了文化国家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虽然推进了国家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特定的学术成就，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失。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在本体论层面具有历史唯心主义取向,从而倒置了国家产生的基础和根源

(资料图)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本质是物质的,人们的社会存在根本上是物质性社会联系的存在,这种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国家问题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正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反对黑格尔所谓的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与“理性的形象和现实”,而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因此,科学深刻地把握国家本质,必须立足于对于国家的物质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深入研究和把握。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把文化和精神现象设置为国家现象的本源、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甚至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想象与心理建构,并以人们的心理感知与认同作为国家能力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些观点不仅片面强调和阐发文化传统和实践文化意义在国家形成、本质和发展中的决定意义,而且割裂国家现象的物质基础、社会本质与精神形态的有机联系,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现象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物质运动,扭曲了人类历史反复验证的国家形成和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本末倒置地歪曲了国家的本质属性,显示出其历史唯心主义立场。

唯物辩证法并不否定作为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对于国家发展具有能动作用,但是,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在肯定结构性文化和实践性文化对于国家建构和发展的能动作用时,把这种能动作用放大和夸大到本体论的层面,赋予文化以国家原初本质和决定性地位,甚至把文化现象归结为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初始和根本动力,这就扭曲了文化国家理论的学术贡献,跨过国家理论的真理河流的边界而走向荒诞。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在认识论上片面夸大和强调文化对于国家的意义,忽视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意义,从而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片面强调和夸大文化对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作为心理和精神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观念,是作为历史和社会结构在社会成员意识和心理层面的体现和反映,是政治生活的精神内容。而文化国家理论把文化和精神现象设置为独立的、自主的现象,实际上否定了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从而陷入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忽视了社会和政治实践对于国家的决定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于意识的决定意义。相形之下,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关注国家观念自身的建构,实际上否定社会实践对国家观念建构的基础性、前提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文化国家理论本质上割裂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由此使得文化国家理论滑向形而上学的认识盲区。

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否定国家的目的性,在价值论上具有虚无主义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历史不断发展的,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国家的客观归属,这种客观规律发展的目的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价值基础。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则认为,“国家”建构的过程性秉持国家建构的流变性、工具性和偶变性观点,理解国家形成时,应当排除目的论和进化论的观点,这就使得文化国家理论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虚无主义有以下几种具体体现：

一是国家价值虚无主义。文化国家理论将国家单纯视为由宗教、仪式和关系等文化网络所影响并经由想象和诠释等所建构出来的观念聚合体,忽视国家具有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属性,实际上消融了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阶层、价值观念和历史发展的意义,进而把国家现象化解成为随意甚至偶然的随意性现象。这种从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脱虚的国家理论,体现了西方现代性潮流中相对主义的价值主张,侵蚀了现代国家的价值基础。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产生和发展于社会,最终会回归于社会,在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周期中,呈现出漫长的历史纵深,凸显经济—历史结构对国家历史形态的决定性、阶段性和发展性影响。相形之下,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虽然关注仪式、宗教和关系等文化传统对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但是却缺乏对于这些文化要素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从而构成了其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基因。

三是目标虚无主义。虽然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注重人的意识的本位性,注重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世界意义的剖析与解读。但是,他们并没有据此系统地提出关于人的发展目的的观点,并没有把对人的意义发掘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目的动力,反而认为,作为文化现象,国家经常是无目的的,从而强调人们关于国家的认识和感知是非目的性的。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这种目标定位,显示出其理论目标虚无主义的严重缺失,使得国家观念和文化认知演化为人们的精神消遣玩物和世俗享用,无助于从价值理性层面解读国家发展的目标。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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