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 作者 陈艳欣

【资料图】

人口贩卖是“全球性威胁”。

2013年，联合国将7月30日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用意是加强人们对该犯罪的认知。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在严打拐卖人口犯罪。人们对人贩子更是深恶痛绝，每当看到被拐孩子终与家人团聚的新闻，感动之余也难免义愤填膺： 人贩子这么坏，怎么还不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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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死刑”是如何出现的？

其实，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名上，始终保留着死刑。

根据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拐卖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妇女、儿童三名以上等情形，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如果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可以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在梅姨案中，人贩子张维平三次因拐坐牢，查实至少拐卖儿童11人；周容平用暴力胁迫甚至麻醉的方法来绑架孩子母亲，强行抢走并卖掉孩子，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最终，两人都被判处死刑。

案情不同，刑期也会不同。有的人贩子，或是坦白罪行，或积极配合找孩子，判以五、六年刑期，乃至更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可有的人贩子，让受害者及家属失散二十余年，却被判以刑十余年，两相比较，难免让人感到“量刑过轻”。

甚至有的案子，因历时太久，证据难寻，“人贩子”难以“拐卖”定罪。

2014年，“打拐电影”《亲爱的》真实原型孙海洋，用14年寻子，在检方的量刑建议书上，人贩子却只被判有期徒刑5年。这种落差，令人失望。

据介绍，由于十几年前大都是现金交易，查不到人贩子的交易证据，加上人贩子坚称自己是送孩子，而非卖孩子。因此，在无法证明“以出卖为目的”的情况下，只能以“拐骗”入刑，其最高刑期是5年。

有时，民法上的补偿也难以慰藉受害者。根据各地法院公布的标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一般不超过10万元。郭丽一度以“精神损害”索赔50万元，被法院驳回；与之对应的是李景伟案，两名人贩子分别被判以赔偿5万元。

正所谓，不平则鸣。很多案件，因不平而变得广为人知，又因不平而群情激奋。在此情形下，“一律死刑”更像是对受害者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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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贩子，重罚！

法律并非万能。对于一些死不悔改的人贩子，人们恨得牙痒痒，有时也无可奈何。

目前，我国贩卖人口犯罪的刑期，已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德国的“买卖儿童罪”，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日本的“略取和诱拐未成年人罪”，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惩役；韩国的“以营利等为目的诱拐、买卖他人罪”，处一年以上有期劳役；印度的“绑架、诱拐妇女罪”和“取财绑架、诱拐幼童罪”，都是十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我国法律对拐卖人口的打击力度，也是与日俱增。在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拐卖人口的刑期是5年以下，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到1983年，其最高刑就提高至死刑。到1991年，“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期为5年以上，最高死刑。

如今，我国不断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但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上仍保留死刑。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拐卖人口的犯罪大多是从严从重处罚。2010年至2014年，在7千余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中，重刑率达56.59%。相比于近乎同时段的对毒品犯罪，重刑率为21.91%；2018年，全国一审涉黑案件重刑率达53.98%。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也陆续提议，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终生追责，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点刑从五年改为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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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同罪”之争

当人们怒呼“人贩死刑”，既是为受害者鸣不平，也是想让法律更有震慑力，避免今后出现更多受害者。

可“一律死刑”，既不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也容易让人贩子铤而走险。

“罪刑相当”就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在同样的罪名下，有人因养不起，把自己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有的是职业人贩，给自愿卖子的家长和无孩家庭当中介；有的不顾孩子死活，大量地偷、骗甚至抢别人的孩子……现实总是复杂的，“一律死刑”并不公平。

而对少数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来说，如果不区分具体情况，“拐一个也是死，拐十个也是死”“拐孩子是死，杀孩子也是死”……那“一律死刑”反而是鼓励恶行，让其手段更残忍，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恶劣。

有研究发现，重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大多都会“负隅顽抗”，犯罪后的表现也比较“差劲”。在219个因拐卖、妇女儿童案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人中，只有4个认罪认罚。

呼吁严惩人贩子时，更多人逐渐意识到，“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因此，比起加重人贩子的量刑，在立法领域，争议更多集中在“买卖同刑”上。

2022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车浩，在争论是否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时，隔空对线，一度“出圈”：

一面是“人不如物”的刑罚失衡。“买一只熊猫判10年，买两只鹦鹉判5年，但是买一名妇女最重判3年，这太不公平。”

一面是解救被害人的实际需要。在部分“买人成风”的地区，一旦起点刑高，立案等于与当地人结下世仇，基层执法人员可能会因此放弃定罪，进而放弃解救。

不过，最高3年的法定刑，以及绝大多数“买家”刑期不到1年的现实，让不少人成为“提高派”。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就对此提出建议，提高收买者刑期，“不能迁就落后的民风民俗”。

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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