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法全面精准掌握基层社会信息

国家掌握了全国人口的宏观数据，但未必清楚某个特定区域和特定群体的衣食住行等具体信息。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的疫情暴发之初，各地在开展社区防控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精力摸居住人口底数。一些老旧小区、自建小区、城中村等长期没有有效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物业管理，成了基层干部眼中的“空白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正是通过疫情防控，基层党委政府通过党员干部下沉行动，才最终掌握了基本的居住信息。尽管如此，城市社区是一个高度流动的居住空间，居民信息一直在变化，乃至于后面发生疫情的城市，仍然需要通过“敲门行动”等方式来掌握基础信息。

在不少城市，由于流调队伍有限，且专业人才缺乏，使得流调的质量不能保证。比如，大多数城市在开展流调过程中，严重依赖于社区工作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城市都出现过未经审核和处理的原始流调信息被泄露，当事人隐私被侵犯的情况。哪怕是公开的流调信息，也存在过度公开个人隐私，引起人们“吃瓜”的弊端。

笔者及所在团队在武汉疫情防控中做过广泛调研，感受最深的是， 基层防控中的人力和物力缺乏，可能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难点在于，基层无法有效掌握和防疫有关的信息，这导致上级的防控政策和物资供给与社区居民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疫情期间，社区书记每天要接几十上百个电话，协调群众的诉求，贯彻上级的指示；社区其他干部疫情防控的主要工作也是统计各种信息。而送医送药、生活保障、小区守控等工作，只能动员下沉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参与。

不同主体对“信息”的解读不一致

有关疫情的科学认知和公共政策，只有转化为社会共识以后，才会影响人们的行动。疫情的情境定义有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一般而言，疫情总是在社会恐惧、道德争议和一致行动中获得具体的情境定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疫情的反应和适应性也有差别。 但麻烦就在于，个体的恐惧常在，但恐惧的理由却不一致——有些是对生命安全的恐惧，有些则是对个人自由被限制的恐惧。由此，道德争议总是难以避免，人们的一致行动往往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采取攻击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黑洞”带来的治理困境。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关键词： 情境定义 一致行动 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