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代,元、明、清因袭,今天我们在地安门东大街还能看到清代太医院最后一处衙署的遗址。太医院的主要职能是召请名医为皇家服务,其实太医们也经常为民间服务,尤其是疫情袭来之时,太医院往往承担起京城防疫与施药的重任。
金代建太医院 设惠民局
早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中,即有了太医的设置,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医疗服务。到了汉代,开始有了太医署的设置,是皇家的御用医疗机构。到了金代,这个机构才被称为“太医院”。
金代定都中都以后,建立太医院,同时设御药院、尚药院,归属于宣徽院。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十一月,仿照宋制,“初置惠民局”,后改为惠民司,隶属于礼部。惠民司的主要职责是为贫民提供诊疗服务,“掌修合发卖汤药”。金末时惠民司的官员安排,“以太医数人更直”,且“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
到了元代,太医院是最高的医政管理机构,太医中出现了饮膳太医。中统元年(1260年)正式设立太医院时,秩正二品,给银印。经过屡次革迁,太医院行政级别有所浮动,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太医院改称尚医监,官阶为正四品,给铜印。太医院令史的选任和待遇,政府明文规定,“省拟太医院令史,于各部令史并相应职官内选取”,“太医院系宣徽院所辖,令史人等,若系省部发去,考满同诸监令史,拟正八品,自用者降等任用”。
大都惠民局初置于中统二年(1261年),受太医院管辖,“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其称谓、职能与宋朝及金朝的机构大致相同。
元太医忽思慧著《饮膳正要》
元代太医院掌管一切医药事务,领各属医职,使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医药管理机构。从太医院官吏的品秩看,普遍高于以往任何朝代。元太医院的隶属机构,按照《元史·百官志》的排序,列在首位的是广惠司。它不仅是太医院下属机构中品秩最高的,也是最有特色的部门。广惠司始置于至元七年(1270年),聚集了一批有才能的少数民族医药人才。
明代京师大疫 发药救之
明代太医院衙署建于永乐年间,与各部一样,都建在前门内东南角,即现在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明代北京太医院的概貌,在明代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不过清任锡庚《太医院志》有记:“(明太医院)在阙东钦天监之南,西向路东,门有照壁,朱色,立额黑漆‘太医院’三字,随门左右,环以群房,为门役住所。衙内左为土地祠,北向,右为听差处,南向。听差处东北隅有井一、元二、门三。左右旁门二,随门环以群房,北者为肖槽祠,南者为科房,有甬路直接二门。过宜门平台,台右置铁云牌。大堂五间。”我们可以由此一窥明代太医院的概貌。
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受命于皇帝行事。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师疫疠流行,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上《请九门施药疏》:“具官某等窃惟圣人忧民无所不用其极……伏望皇上敕下太医院,差官督同顺天府惠民药局给散药材。”
明代太医院下辖惠民药局和生药库,其中惠民药局主要是在太医院的领导下,为京城及周围的民众发放药材和治疗疾病。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京城疾疫流行,孙承恩再次上书:“乞命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得以有济,虽有疠气,不为灾矣。”嘉靖皇帝同意,并规定每年“正月十五日施药于朝天门外以溥济群生”,成为定例。嘉靖三十三年夏,“京师大疫,命发药救之”,惠民药局再次施药救治。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京城暴发瘟疫,礼部奉旨“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祀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太医院奉皇帝命选良医分拨五城诊视给药,“五城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十八斤八两”。
清代再遇时疫 五城散药
清军入京后接管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官坊衙署,太医院也原地未动,依然袭用。院署内有大堂五间,为主要建筑,大堂后面是先医庙,供有伏羲、神农和黄帝三神塑像。药王庙与先医庙并列,里面供有针灸铜人像。大堂二堂之后另有三堂五间,是坐东朝西的三进四合院建筑。到了清代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和列强入侵等原因,太医院几经变更办公地点,今天我们在地安门东大街还能看到清代太医院最后一处衙署的遗址。
太医院是怎么搬到地安门的呢?清太医院沿袭明代旧址,重加修葺。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院址被划为俄国使馆,太医院只得借东安门内大街御医白文寿住房为公所。翌年,又移至东安门北池子街大悲观音院为公所。太医院几经搬迁总不是办法,后发现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有内务府抄产一区,右有吉祥寺空地一段,经与住持协商,在此地另建新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工,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成。不过新署面积只有旧署的十分之一。
太医院除了医政管理外,还负责皇帝平时及出巡时的保健,诸王公、公主、文武内大臣的派医视疾,军队及监狱医官差派等项工作。而每逢京城疾疫流行,太医院往往奉旨承担京城的医治和防疫任务。
清太医院在五城设有医药局。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景山东门外筑药房三间,由礼部奏派太医院官施医给药”。康熙十九年(1680年),京师瘟疫流行,四月议定,“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六月,“复遣太医院医生三十员,分治五城抱病饥民,以全活之”。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厂十五处,于五城地方,派佥都御史督同五城御史,发内帑办理。施药由太医院奏派,每厂医官、医生各一人”。次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照旧办理,奉旨以为常例”。
故宫内的御医药馆
嘉庆七年,瘟疫蔓延到京城,徐绩奏请“饬下太医院检查除瘟良方,配合丸药,交九门提督分发所属,遇有病人即行给与,以免传染”。同治六年,京城时疫再度流行,李德源请依旧例,由太医院拟方,五城散药,以救济众生。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医籍的整理及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工作。乾隆年间在太医院成立纂修医书馆,主持编纂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甲申,“大学士鄂尔泰奏:纂修医书馆应开于太医院衙门。其总修、纂修、收掌各官,令该院拣派”。乾隆八年(1743年),纂修《医宗金鉴》书成。该书由太医院院判吴谦总修而成,全面简要介绍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水平较高,自乾隆时作为医学教科书以后,一直到清末沿用了160多年,对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汇聚于京的大医们
太医院中有很多从全国各地征召到都城的名医。如元代的许国桢,出身于懂医的官宦之家,主管太医院工作。在宋、金、元三代宫廷秘方的基础上,正其讹,补其缺,求其遗忘,而附益之,主持编撰成《御药院方》,收录了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方剂千余副,其中很多是其他医书没有记载的宫廷秘方,对临床应用有较大参考价值。
明代北京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宅仁医会是徐春甫等于隆庆二年(1568年)发起创立的。徐春甫曾任职太医院,历时数十年,对前人医著进行厘定、整理,编著《古今医统》一百卷,为中国医学文献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宅仁医会由当时客居于顺天府的医生组成,共有46人,多是当时较有名的医家,除徐春甫外,还有汪宦、巴应奎、支秉中等。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研究医学知识,切磋提高医疗技能。医会制定22条会款,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生应具有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医工(医生)铭文拓片
在清代众多的名医中,王清任是较有创新意识的一位医生。他非常注意人体的生理构造。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与盲人夜行无异。除了熟读《黄帝内经》《难经》《普济方》等医学经典外,他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时42年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纠正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认识。他所著的《医林改错》,提出活血化瘀学说,为中国医学中的气血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