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巍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从仰韶遗址的科学发掘起步,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几代考古人始终秉承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艰辛探索,薪火相传,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科学回答了“我从哪里来”
(资料图)
考古遗址证实距今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已有古人类生活。陕西蓝田上陈古人类遗址的古地磁测年为210万年到130万年前,著名的蓝田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63万年前。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测年为距今160万年,其下文化层的年代可到178万年至18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上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证明,中华大地出现人类的年代确实可以早到距今180万年乃至200万年前,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考古遗址展示了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场景。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古人类居住遗迹,他们制作石器、食用动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以石片制作石器的工艺传统。特别是周口店人的用火遗迹,展示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这是古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在中华大地上,丰富的考古材料无不显示,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实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而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不仅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
《从考古看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出版
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位于都城正中,宫城内多座宫殿的格局体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规制。这一规制在距今5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夏王朝后期已经规范化,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宫殿格局的雏形。
夏王朝创造的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制度,对周边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为商周王朝所继承;商王朝的青铜容器制作精美,已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通过各种途径,商王朝使各地的方国接受其礼器及铜器制作技术,逐渐处于王国文明的核心地位;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地发现的诸侯国都城,以及诸侯墓在规模、棺椁数量和随葬鼎簋等青铜礼器的数量与组合等方面表明,在西周王朝中期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礼制经过夏商王朝的初创之后,到了西周时期日臻成熟,周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强;秦始皇陵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400多座附葬坑展现出统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
在北起东北、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发现的秦代郡县故城、墓葬和驰道等遗迹以及度量衡等遗物,说明秦王朝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发掘,揭示出这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彰显出西汉王朝的强盛。
各地发现的大量平民墓葬,出土的陶器和墓葬的形制相当一致,表明汉代对各地实行的有效统治;湖北荆门郭店、山东临沂银雀山、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数十地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为研究战国到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填补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许多空白;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北魏都城是从大兴安岭起源的拓跋鲜卑族大力吸收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
北魏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排列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宫城门三出阙的形制为此后各个王朝宫城布局所承袭,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紫禁城。鲜卑融入的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缩影;隋王朝虽然只存续了短短的数十年,但大兴城(唐代改长安城)的兴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为历史留下清晰印记,也为唐王朝的兴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础。
辽、金、元朝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掘中,从都城布局、建筑格局和墓葬制度以及器物上,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考古文献补充和丰富了历史细节
百年考古的历程中,出土了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研究商代晚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各地西周时期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西周王朝的分封、建洛邑、周王和高级贵族的各种赏赐、战争、土地制度、诉讼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宝贵信息;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荆门郭店、江陵九店和望山、湖北云梦睡虎地等以及“清华简”“北大简”等数批战国到秦汉时代的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对传世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有些简牍的内容还对传世历史文献的某些篇章内容进行了订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改变了原来“古不考秦汉以后”的旧观念,加大了对秦汉以后遗址考古工作力度。很多秦汉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大量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认识。
百年中国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让我们国人、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世界公众得以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加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从考古看中国》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