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异步》

纪录片《终曲》

(资料图)

《终曲》剧照

在既往的作曲家分类中，为电影音乐配乐的人，往往另有归属，不被看作古典音乐作曲家。哪怕你使用了钢琴或者管弦乐队。当然古典音乐作曲家也有跨界写电影音乐的，俄罗斯的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施尼特凯，都有不俗的表现。电影音乐界也有反串的，希腊的卡兰卓有经典的戏剧音乐《特洛伊妇人》，晚年的莫里康内重拾旧好，专心写了几十部中规中矩的管弦乐作品。两周前谢世的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一生身份多变，少年时代喜欢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热衷于纽约地下前卫艺术场景以及与之相伴的实验音乐。随着早年创办的YellowMagicOrchestra于1983年解散，他完全可以回归古典音乐的现代创作。因为在大学期间，他就研究了现代作曲家布列兹、斯托克豪森和利盖蒂的作品。然而随着出演大岛渚的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机缘，他在流行和古典之间走上了第三条路，开启了配乐作曲家的职业生涯，这似乎更适合他的气质。显然，无论是早期引领潮流的音乐先锋还是华丽转身之后的电影配乐专家，这样那样的标签贴在坂本龙一身上难免以偏概全。

说起来，20世纪也是有几位日本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可以圈点一下的。上世纪30年代的芥川也寸志（芥川龙之介之子）与武满彻，以及晚一辈的细川俊夫。也寸志多受到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影响，武满彻的音乐则由超现实主义、印象派、偶然音乐、无调性音乐，以及日本传统雅乐的多种元素构成，他在日本式的寂寥宁静中辨认着音色。晚一辈的细川俊夫却营造出完全不同的声音世界，充满神秘，令人回味。这几位有时也涉足电影音乐，成就较大的当属武满彻。翻这些历史旧账旨在消除一些误见和谬传，见有人说，喜多郎、坂本龙一和久石让是日本音乐的三大教父，难免有些不伦不类。

从去年圣诞前夜的线上告别音乐会，到今年3月28日坂本龙一的离世，这中间经过了短暂而漫长的90多天。说短暂是热爱他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便永失他的音乐，说漫长是因去冬今春，无数的人经历了生死转换，倏忽之间阴阳两界。甚至有人在那场依依惜别的音乐会之后，于坂本龙一之前，先行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是那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合集线上音乐会，还是他去世之后的各种线上的怀念视频，有几百万人之众，用他的标志性的音乐为他送行。无数不知姓名、年龄、肤色、性别和国别的人为之饮泣，挥泪。有人把灯光下钢琴前的那团银发，比喻为坂本龙一最后一次升起的满月。尽管那清癯憔瘦的脸庞流露出的是无忧无惧，无悲无喜。

在许多人眼里，坂本龙一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明星和崇拜的偶像，甚至成了精神上的丹药。潮水一样的悲悼之伤退去之后，让我深思的是，坂本龙一的音乐何来这样的力量。想来和日本的治愈系不无关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科技和文化成为世界领先的潮头。包括坂本龙一在内，人人都有一种未来感。在随后的泡沫经济时代，泡沫破灭后，社会变得焦虑不安，人们也厌倦了过度的刺激。转而开始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有了所谓治愈系电影、音乐、漫画、游戏、摄影等。这使人心情放松，舒适闲逸，心灵的创伤得以抚平。

治愈风蔓延到中国的原因正如其在日本产生的背景。面对城市体量的膨胀，生存空间的挤压，职场的窒息性拼杀，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年轻人愈发感觉焦虑不安，情感在抑郁的夹缝中不得喘息。新冠疫情三年更是雪上加霜。当此时刻，恰当的阅读和聆听成为灵魂的滋养，情绪的压抑在释放中得以解脱。于是并非为疗愈而创作的某些音乐溢出原有的艺术边界，成为治愈人们身心的良药。坂本龙一的音乐越发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等音乐的广受关注，也有音乐自身的特点。配乐相对简单，九度、十一度和十三度的和声，加上典型的东亚的五声音阶，让亚洲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听众，听上去尤为亲切。线下线上的音乐会里，这首配乐的多次出现，加之特定时刻脆弱不堪，让听者在心灵深处碰出了弦外之响。就这样，坂本龙一的第一部电影配乐成了他最有特点的音乐标签。与其说彼时出道即巅峰，不如说遭遇峰回路转的社会变迁后，触动了人们那根神经。这种疗愈的功效恐怕作曲家自己也难以预料。一直以来，他只是专一做自己的音乐。用他的话说，“电影音乐其实是按照别人的意思去实现他们的想法，在音乐创造上会有很多限制，但又会带来有益的激励，通过尝试挖掘出新的可能性。”他并不在乎音画对位的关系，一味琢磨着让自己的音乐能够从电影中独立出来。

坂本龙一不断探索着音乐中新的声响的合成。年轻时曾给过他影响的极简主义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预言过：“以往分歧的焦点在于不谐和音与谐和音，不久的将来，分歧的焦点将转变为是噪音还是所谓的乐音。”依照凯奇的观点，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噪音，其实无论调频电台的静电噪音，还是落雨的声音，只要仔细倾听都有它的迷人之处。坂本龙一恰好出生在凯奇创作《4分33秒》的那一年，这种巧合让他津津乐道。他也发现很少有人把周边环绕声音当作音乐，然而它们在音律上饶有趣味。“我很想把这些声音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中，仿佛乐器和环境可以融为一体。”有感于钢琴的声音的逐渐减弱，他渴望有一种不再消失、绵延不断的声音。而自然之声恰恰就有这种特质。俄罗斯电影导演塔科夫斯基对水声、风声、脚步声的应用，在坂本龙一这里得到了共鸣。树林里感受风雨飘过，顶着水桶在户外听雨落的滴答声，甚至在南极的冰窟窿中异想天开地“钓”声音。在多次聆听采集录制这些自然之声时，他越发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也感佩塔科夫斯基将这种自然声音的混合做到了极致。偶然间，无印良品的一个宣传片《扫除》让坂本龙一找到了恰当的表达途径。在这个四分多钟的片子中，各种各样扫除的场景伴随着不同场合扫地的声音，冲洗的声音，剪枝的声音，孩子摆放玩具的声音，以及人们劳作时琐碎的对话声。背景音乐中，钢琴若有若无地响着。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闲适与禅意，与塔科夫斯基的寂静和缓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9·11”事件当天的偶然拍摄，他见出了自然和人造物的对立。在即将坍塌的大厦前，几只鸟儿在浓烟中自在地飞来飞去，这引起他长久的思考。不同种族、信仰、文化差距所造成的冲突，使他看到其间的“敌意”，思考的结晶便是《分歧》的完成（2004年）。钢琴在高音上的敲击与低音的轰鸣折射出他的疑惑，人类的暴力本性究竟是什么？这种疑问促使他要去看看人类的原点。在困惑与探索中，他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为救赎的阶段。既有自我的救赎，也有人类的救赎。肯尼亚西北部，壮丽的风景和仓房式的朴素住宅让他着迷，在开阔的湖面上采集音乐，写成了《只有爱能化解仇恨》（2004年）。临别时，三十多人的大家族用同一种语言与音乐为他送行，原始和单纯的曲调与节奏他久久难忘。2008年，他来到全球变暖最前线的北极圈，在寂寥空旷的雪野上，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清脆的铃铛，听到了合着风、水和自然的声音。回到家里，他欢喜地听着录制好的“钓上来”的声音，那一刻，一脸无邪的作曲家像个孩子：“这是我听过的最纯净的声音”。福岛核泄漏之后，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他又来到事故海滩，创作了沉思冥想的钢琴曲《索拉里》（Solari），他称作我的圣歌。而心心念念、想要创作一首圣咏的愿望一直以来都是心结。面对核武器对于人类的灭绝以及所带来的无止无休的后患，使他决心创作一部歌剧，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每一节都抱着祈祷的心。最震撼的当属《奥本海默的咏叹调》，圣咏般的曲调充满肃穆的忧愁，大提琴悲伤的旋律被钢琴机械般的节奏拖迤着：笑的人不在了，哭泣的人不在了，我们全都会死去，死去，死去……剧情中，奥本海默那近乎僵硬的表情不断吟唱着叨念着，仿佛是在忏悔，谢罪，赎罪。

以《奥本海默的咏叹调》、《分歧》、《只有爱能化解仇恨》和《索拉里》（Solari）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充分显示了坂本龙一对人性的深度思索与探索，遗憾的是，它们绝少有人知晓。这让我不禁想起晚年的莫里康内，为了显示一个严肃古典音乐作曲家的尊严，也为纪念“9·11事件”，他创作了清唱剧《沉默之音》。作品证明了他的能力，也为他赢得了同业的敬意，但在大众的记忆里依然是那些标签式的电影音乐。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奥地利画家穆夏身上。57岁时他回到故乡，致力于创作一组名为《斯拉夫史诗》的画作，试图展现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全貌。192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十周年之际，他拿出了系列作品的全部。这倾注毕生心血的力作最为他所看重，而大众只记得他那些标志性的广告画。在艺术家的终极创作追求，以及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的终极诘问中，始终与大众传媒乃至普通听众之间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艺术家能够与他的艺术探索一道来反躬自省，我们往往只消费了他们身上的流行元素。这是艺术家的悲哀，也是受众的憾事。

然而，日本艺术家如坂本龙一者，他们的救赎在大道之中也有小道。或许无数次治愈的累积，久而久之也能成为个体的救赎。正如坂本龙一所说：爱或是恋爱，也是救赎，可以治愈大多数的疾病。作为音乐家的坂本龙一，一生当中也做了大量与音乐无关的事情。他懂得，音乐可以让人撑过苦难，但“如果仅仅以此为目的，只是安慰、感动受难者的话，音乐和艺术也就到此为止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们的路刚刚迈开在脚下。

作者：曹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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