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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

《撞空》 宥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能够料想到，自己在2023年最大的阅读和审美惊喜，竟然会来自名不见经传的90后作家宥予，来自他的长篇小说《撞空》。

阅读《撞空》，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将《撞空》放置于这样一个文学史谱系，不仅因为作家对意识流、多线结构、三重时间维度等现代小说技法的熟稔运用，更因为其颇具反叛性的锋芒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

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何小河这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的社会身份问题。小说虽未明确交待，但从何小河对文学、电影、音乐的趣味与交游，不难判断出其当属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与《无主题变奏》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更多停留于愤世嫉俗层面的主人公相比，《撞空》中何小河的所思所想所为走得更远。何小河对世界的看法惊世骇俗，隐藏于种种奇思异想之后的，是他对生活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疏离和厌倦感。在一个交通和通讯都特别发达的时代，何小河自觉地让自己隔绝于众人甚至亲人之外。这其后的原因恐怕与何小河等人的生存境遇分不开。何小河虽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但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背后，却是让人极度疲乏的不确定性。围绕着何小河的困惑、痛苦和挣扎，作家建构起一个残酷、隔膜、冷漠、僵硬的人性空间。小说开篇，“我”在面对同事自杀的消息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冷漠。更夸张的是，仅隔了短短两周时间，“我”竟然“想不起”同事的模样。等到自杀同事的姐姐专程到办公室来处理相关后事时，“我”不仅没有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情绪，反而还因为她的到来而产生“开心”的感觉。进而，在面对奶奶的离世、目睹车祸中鲜血淋漓气息奄奄的伤者，“我”都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以“道德”立国的国度，或者即使在并不那么强调道德重要性的现代西方社会，如同“我”这样公然漠视社会基本道德规则的极端人生姿态，也毫无疑问不仅少见，而且同样会受到来自公共社会层面的批判与指责。但作家无意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告何小河的冷漠。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发现这冷漠的来由除了性格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根源是何小河逐渐形成的对“生活”特别的理解，何为“生活”也成为作家深入省察书写的另一关键点。何小河在与恋人陈小港聊到理想生活时，二人竟都无法给出清楚的描述，这一点或许正应了昆德拉所谓的“生活在别处”命题。最终，何小河选择做个流浪汉，不无决绝地把自己从生活中放逐了出来。他逐渐醒悟到“生活”的无力与荒诞，以巨大的生存勇气挑战一种“不被允许的生活”。应该注意到，关于《撞空》的思想内涵，宥予曾经在后记中有过这样的表达：“然后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年轻人，突然朝着自己辛苦构建的生活的边界撞了一下。他的处境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边界拦住他，只撞到一个空，惯性让他一直滑落。或许存在一个巨大的难以看清的影子，在他能抵达的边界外，懒得看他一眼。”如果将二者联系在一起，那我的理解是，虽然这个年轻人肯定无法撞倒或者说撞破这个看似无形的边界，但也不是“撞到一个空”，而是给这个边界撞出了一个洞，或者最起码也是一个小小的豁口。如果说宥予在《撞空》的写作过程中的确找到了某个“真东西”，那么，这个“真东西”无它，肯定就是这冲撞行为本身，以及这个被撞出的“洞”或者“豁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宥予在《撞空》中所真切书写的，就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代人极其珍贵的对“生活”的拒绝和逃离的历史记忆。在《撞空》后记中，作家坦言写作过程中自由感的获得：“一个更令我惊喜的收获是，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一份更大的自由，它不再依赖于外界，跟我拥有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肉身居于何种境地，都不再有关系。一份无法被剥夺的自由，并且我确认，那并非自欺欺人。这自由多么令人恐惧，好在我已有了足够的力气承受这份自由。”尽管宥予并没有作出更明确的表达，但在我的理解中，这份竟然可以让人感到恐惧的自由，一方面固然是小说艺术表达层面上的那种得心应手与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却更应该是包括世界观在内的思想层面上的开阔度。归根到底，如果说《撞空》在宥予那里的确是一部获得感满满的长篇小说，那么，它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恐怕就是作家对存在的某种独到的理解与开掘。倘若用宥予自己在后记中的话语来表达，就是终于获得或者说找到了某种“真东西”。所谓“真东西”，大约可以被看作是对生活、人性、世界或者存在的真理性认识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撞空》就毫无疑问是一部已经企及或者说相当趋近于这一写作理想的长篇小说。（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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