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是南朝较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开创的“元嘉之治”是南朝一百七十余年历史上仅见的治世，他在位时的刘宋王朝无论版图、国力还是军力都是南朝的顶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却意外地被太子刘劭终结了生命，书写了南朝历史上悲剧的一页。宋文帝的悲剧不仅是政治层面的，从父子伦理、家庭关系的角度看，也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宋文帝像

一 早年得子 过度溺爱

宋文帝长子刘劭(sh%uE0o)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元424年宋文帝刚即位为帝，其正妻袁皇后便生下长子刘劭。皇帝刚刚即位，便顺利地生嫡长子，这种情况在古代很罕见，被视作上天赐福、大吉大利之事。

宋文帝因此对刘劭格外宠爱，在刘劭六岁那年迫不及待地册封其为皇太子，正式确立了名分。太子东宫建设得极为华丽，生活所需要什么给什么，极尽奢华之能事。政治上更是极其尊崇，宋文帝派刘劭去京口祭拜刘氏祖坟，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祭祀行为，宋文帝却命令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两人都是刘劭的叔父）等人陪同，意思就是凸显太子的政治地位。刘劭长大后亲自处理东宫事务，非常高调地召见宾客，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这种事严格来讲是犯忌讳的，太子过早过快过大地发展势力，通常被视为抢班夺权。但宋文帝一片爱子之心，自己不说，大臣们也不好意思规劝。更有甚者，宋文帝为太子东宫配备了强大的禁卫军，军队数量与皇帝羽林军相同，军权全由太子支配，这又引发朝野的巨大议论。

皇帝禁卫军权历来有一个悖论：兵权不能给太子。一般而言，禁卫军权应由皇帝最亲近的人掌握，否则极易引发刺杀或兵变。照这个理说，太子与皇帝关系最近，给他吧？不能。悖论点就在于此，皇帝与太子无人可以离间，但从政治上看，太子又是皇帝权力最大的挑战者，太子权力上升，就有可能从储君变成真皇帝，像战国时赵武灵王失于对儿子的监控，最后被儿子架空进而替代之。

所以说刘劭获得大批禁卫军后，引发许多正直有担当的朝臣的非议。以宋文帝的智慧和经验，肯定知道授太子以兵权的巨大危险，之所以还坚持蹚着浑水过河，他有他的理由。

后世学界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宋文帝强烈的危机感。刘宋初年政坛很不平静，刘义符被辅政大臣废掉，宋文帝二哥刘义真无辜被害，有识者看到的是辅政大臣为国家考虑，废昏而立明；宋文帝看到的却是权力对皇帝本人的反噬，如果辅政大臣们哪天不高兴，回过头来再把自己废了杀了也不是不可能。预防这种危险的关键就在于禁卫军。宋文帝即位后一方面加强禁卫军控制权，另一方面给太子配备兵力，让他成为捍卫皇帝安全的一套备份力量，就算禁卫军出了问题，数量相等的太子东宫兵力也足以制衡。

宋文帝不会意识不到太子抢班夺权的潜在危险，但如此选择，大概出于对太子的一片赤诚之爱，感到父子之亲足可依靠，不必担心太子有异心。不仅如此，宋文帝还在东宫配兵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东宫禁兵配备的将领都是宋军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不乏参加过刘裕北伐的大将刘遵考、臧质、胡藩等人，后期还出过沈庆之这种自学成才的宿将。朝中大将轮流给太子当部将，帮助太子快速树起在军中的权威。大量中下级官员对太子效忠，刺激了太子对军权的野心，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培植私人势力。这就种下了后来兵变弑父的祸根。

二 太子待位 渐生嫌隙

刘劭成年后，本来一直对太子完全不设防的宋文帝，渐渐意识到父子之间出现一个超级难题：太子等待时间过长。

宋文帝只比刘劭大十七岁，年龄相差不大，太子待位的时间肯定短不了。宋文帝二十八岁时一度出现严重疾病，绵延七八年之久，刘邵似乎看到了希望。但宋文帝身体时好时坏，年近四十时居然完全康复了。刘劭的心情也跟着时好时坏。虽然大位名分早已确定，但父亲一天不死，他就得等一天。等三年五年没问题，十年八年也能忍受，但若要等三十年、五十年呢？汉武帝戾太子刘据七岁当太子，一直等到三十七岁汉武帝还没死，结果父子生疑，奸人从中捣乱，酿成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大案，戾太子惨遭横死。

如果宋文帝像汉武帝一样活七十多岁，刘劭要等到五六十岁，不仅太子坐不住等不起，宋文帝本人怕也尴尬得无以自处。所以，父子双方怀着这样的心思，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出现微妙的隔阂。

宋文帝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把大权进行分散化配置，找了几个宗室和大臣做心腹。宋文帝之弟彭城王刘义康，被任命为录尚书事、太子太傅、扬州刺史等职，宋文帝病重时朝政大事都由刘义康决断。从元嘉三年到元嘉二十八年，刘义康权势越来越大，朝野一度传言若是文帝一朝晏驾极有可能由刘义康接位。

徐湛之、江湛和王僧绰三人也迅速崛起。徐湛之是宋文帝的外甥、会稽长公主的儿子，宋文帝非常喜爱他，授予他很大权力。两人还亲上加亲，宋文帝之子随王刘诞娶了徐湛之的女儿。江湛也和宋文帝是亲家，江湛长子娶了宋文帝第九女淮阳公主。王僧绰则是宋文帝旧日功臣王昙首之子，也非常受信任。这三人都是宋文帝周围近臣要臣，没有什么高明见识，长处是准确领会并高度顺从宋文帝的意愿，宋文帝不顾现实条件强行发动北伐，这三人并不规劝反而添油加醋。这样的人居于高位、掌握核心权力，难免让人不平。徐、江、王三人都与刘劭关系非常紧张，元嘉北伐决策过程中刘劭与江湛发生过激烈争执，指责战争失败后，刘劭甚至威胁要杀江湛以谢天下。

刘劭的弟弟南平王刘铄、随王刘诞也对刘劭构成了威胁。元嘉末年，宋文帝对太子产生不满，一度召见随王刘诞入朝，准备废长立幼。可深入了解刘诞后，宋文帝认为其不成大器，又想立南平王刘铄为太子。但是，宋文帝又感觉对不起长子刘劭，而且还违背了嫡长继承制，于公于私都不合适，宋文帝便犹豫不决地把太子问题搁置下来了。

刘劭对父亲这些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宗室和大臣们严重侵犯了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叔父刘义康和两个弟弟造成直接威胁，令刘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父亲正当盛年，漫长的等待不知何时是个头，刘劭不免产生怨望之心，所作所为便不可避免地出格了。

父子关系紧张，即使在寻常百姓家庭也需要认真对待。何况是在皇室，父子之间还有一层政治关系，更要加倍小心，防止小问题扩大化。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宋文帝并没有采取多少动作，既不去缓解太子的权力焦虑，也不关心他的成长。《宋书·二凶传》记载刘劭生平事迹，从六岁到二十八九岁间记录很少，简单写了几笔刘劭备受荣宠，就直接跨越到三十岁时发动弑父兵变，其间很少见到宋文帝与刘劭的互动。二十多年父子相隔，彷徨、焦虑、猜疑交织，纵使父子亲情也会变了味。

宋文帝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之所以对太子有意忽视，倒不是不喜欢儿子。推断其因，大概宋文帝认为十几年的骄纵，让太子养成了很多无法纠正的毛病，自己也无能为力，与其日日提点弄得儿子逆反，倒不如刻意保持距离，让时间消化一切矛盾。宋文帝与弟弟江夏王刘义恭说过：“劭虽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他再胡作非为也不会影响到社稷，当了皇帝之后到底会怎样，你我兄弟也管不着了。表面上是儿大不由爷，实际上早年那股宠子惯子的心态仍然顽强存在着。

宋文帝聪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有些糊涂，刘劭是储君，所作所为不仅代表自己，还牵扯着他背后的一系势力。二十多年刻意保持距离，宋文帝本意是回避超长等待的终极问题，多给他一点自由空间，谁知却养成大祸，终于弄得局面不可收拾。

三 家事糊涂 终成大祸

元嘉三十年，刘宋爆发了巫蛊大案。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浚（宋文帝第二子）和一个叫严道育的女巫勾结，让严道育祷祝神明，不要让父亲得知他二人的过失。有基本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来巫祝、方士、佞人都是政坛毒药，盖因他们的天然属性是走捷径解决问题，越是信赖他们，越容易毒化心智。刘劭、刘浚兄弟与严道育鬼混了不久，在小人诱惑下走上了巫蛊诅咒的不归路，他们用玉雕成宋文帝小人像，埋在皇宫含章殿前咒文帝早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巫蛊之事很快被告发，宋文帝大怒，下令彻查此事，并严厉地斥责刘劭、刘浚，二人吓得连连谢罪。

事态到此并没有立即恶化到不可收拾，宋文帝并没有动废立太子的心思，刘劭也没有立即决定弑父。以当时情况而论，宋文帝应该立即以雷霆手段杀了严道育，彻底挖除离间父子感情的祸根，迅速把父子关系扭回正道。但宋文帝偏偏又犯了糊涂，斥责两个儿子后并没有追查到底，宋文帝与江夏王刘义恭论及此事，只是蜻蜓点水地说，想不到历史上的巫蛊案居然也发生在我们家。宋文帝还当笑话一样提醒刘义恭：你的儿子多，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可见在宋文帝心中，仍然是对太子刘劭充满了偏爱，不舍得责罚儿子，寄希望于刘劭自己改正。正是在宋文帝这种糊涂心态下，刘劭又怕又惊又疑，非但没有改正，反而走上狗急跳墙之路。

藏匿严道育之事不久再次泄露，江湛、徐湛之见有机可乘，力劝宋文帝废掉太子另立贤明。宋文帝内心仍然犹豫不决，日夜召集江湛、徐湛之和王僧绰等人商议，废长立幼到底合不合适。刘劭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举兵造反，进宫杀父，酿成一桩人伦惨剧。刘劭杀父后称帝，随即引发天下武力讨伐，混战之中刘劭之弟刘骏夺占皇位，刘劭被处死，为弑父罪行付出了代价。

宋文帝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杀死后，刘劭之弟刘骏联合刘义宣起兵，杀死刘劭后登基为帝。

宋文帝与刘劭的父子矛盾并非不可调解，人之爱子女，爱之重之珍之，都没错，但越是疼爱就越要注意敲打，使其走上正道。宋文帝一手养成儿子的诸多毛病，却把家事与国事混杂，对儿子的“超长待机”有所愧疚，以至无原则地纵容包庇，把一个本质不错、能力也不错的储君，生生惯成杀父恶魔。刘宋政局到此为之一变，良好的政治生态因为刘骏武力上位而崩溃，刘宋从此开始上演父子兄弟相疑相杀的连环惨剧，推源溯本，宋文帝的教训至今仍然值得世人警惕。

关键词： 辅政大臣 不可收拾